展评《一支黄花》 | 上海纽约大学

撰文/卜生

最近在上海纽约大学当代艺术中心开展的郑波个展《一支黄花》再次让观众体验到了艺术家郑波近几年关于植物生态学方面的创作，以装置和影像装置的方式探讨人与植物、自然、人和自然互相改造与演变的关系。

展览标题直接以“一支黄花”的植物学名命名，并与英文名 golden-rod (金棒) 完成词汇语义学上的呼应与双关，“一支黄花”中文命名的直截了当与英文命名方式上的描述性与比喻性形成两种语言在针对同一物种上的分歧。在作品《与加拿大一枝黄花的七十二种关系》之中，阐述了中国本土的一枝黄花与加拿大外来入侵物种之间的关系。“入侵物种”一词本身带有人为色彩，又具有关乎移民等地缘政治问题上的隐喻，在生态多样性的前提下，入侵物种发生的几率较小，而人的大范围的跨地区活动可能在主观或客观的层面上，引发了“入侵”危机，使得动植物在新的领地缺乏天敌和环境事宜的双从作用下而大量疯长，使得本身不具有任何倾向性的动植物因打破了本地的平衡而归为“杂草”或“害虫”，从而拥有了不同的命运，但这样的结局本身是由人的主观活动造成的。因此，借用简单的两个亚种之间的对比，艺术家对于当下的气候危机、生态危机与政治危机作出了自己的回应，对于外来的（alien）的事物，我们是否应当像如临大敌一般应对这些“外星的”（alien） 客体？另一方面，入侵物种的存在在显示出人为干涉对于环境的影响以外，也显示出人类对于哪怕局部的、孤立的自然问题的无能为力与脆弱。

郑波多年的艺术实践在近几年经常探讨人与植物之间的关系，本次展览中的几个装置来自于几次植物工作坊，这种人为“造景”的方式可以看作是一种对于园林艺术的延续，从私人的园林（苏式的、日式的、以及欧洲的花园）到城市规划中的植物景观规划，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植物的欲求，使植物无论在装饰功能上还是净化空气等实用功能上都为人所用，即便是客厅的鲜花点缀都显露着人类对于植物的迷恋与渴求，这是一种矛盾的行为，人类通过砍伐来扩大耕地和城市用地，但无论在密集的城市还是人口稀疏的乡村，植物却被以重组的方式（绿化带、花园、插花）满足人们的迷恋（obsession），似乎人与植物之间拥有着一种控制-被控制/欣赏-被欣赏的非常态的关系。

从这一点出发，郑波带来了录像作品《蕨恋1-4》，和常规的展示方式不同，观众需要钻到一个几乎刚刚能通过的洞穴进入到放映室观赏作品，这样的形式不但在观感实用角度上隔绝了周围的环境音和光线，更营造了一种“深入”和“进入”的过程，既象征着深入蕨类植物森林的过程，也暗含着性意味，这也是作品《蕨恋》系列所要探讨的。郑波的“酷儿生态学”将酷儿理论进一步扩大，从“同性恋/异性恋”的二元论中跳出，展示的是人类与植物的亲密关系，因此我们能够在这一系列的作品中看到与蕨类植物的亲密爱抚、交欢、捆绑、鞭笞等适用于人类的性行为，这或许会挑战一部分观众的感官认知，但和欧洲自古希腊以来盛行的表达少年恋的作品类似，无论与年轻男子发生何种互动与关系（如构图、造景、置物等要素），作品的主体依然是少年本身，包括古希腊雕塑中匀称的身体，或者卡拉瓦乔作品中的美少年，无论他打扮成酒神还是其他角色，处于“男性凝视”之中的依旧是美少年本身。在《蕨恋》系列之中，赤裸的年轻男子依旧是主体，无论他和植物发生了怎样的行为，他们的身体、呻吟、眼神、动作依旧是艺术家要刻画的核心。

因此，《蕨恋》系列并不能说是完全意义上的对酷儿理论的某种突破，它可以被看作是关乎酷儿理论的一次延展，通过植物作为载体，但着重刻画的是在缺少人作为性爱对象时，单独的性客体如何利用植物来自我满足，植物在这里担任的是性爱的载体或者说是工具，而非对象，蕨类植物特殊的形态（对称细长的叶子、卷曲的枝蔓、刺）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和性爱直接产生联系，反而对应的是性爱的道具，完成了“植物-性爱道具-个人性行为”的象征串。将植物与性爱道具做对应则归入到了“癖好”（fetish）的范畴之中，只是蕨类植物因为缺少人的痕迹，和普通的恋物癖（某个身体部位、某件衣物等）又有着一定程度的区别，因此才会在感官上给人以突破，而非在理论上。

原文发表于《艺术当代》杂志2020年1月刊